吳念真：你年輕時候看到佃農的辛苦，有影響到你後來選擇讀農業經濟嗎？
李登輝：本來我想去中國，去滿州啦，要讀歷史。但在日本時代，台灣人要當歷史老師沒那麼簡單。就算是帝國大學畢業生也沒辦法。 吳念真：為什麼？日本人不想讓台灣人解釋歷史？ 李登輝：有限制，就是沒工作。當時選讀農學院，想去滿鐵當調查員，調查中國社會。在我年輕的時候，中國這個國家長久被人欺負。……（？）
吳念真：因為有去滿州的動機，所以你選擇讀農業？
李登輝：農業，過去發現農民很辛苦，中國的農民也是很辛苦。那個地方哪有共產主義發生？嚴格來說，馬克思跟恩格斯在講過去工人如何受到資本家的剝削，在這裡發生共產黨的宣言。唯物論、反證法的理論本身就是從這方面來看他們怎麼處理事情。
剛剛我們看了《資本論》，《資本論》裡有兩點給我很多幫助。第一點就是「什麼是資本？」我在康乃爾大學讀書，寫過文章，探討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，農民如何被剝削。但農民究竟被剝削多少，實際上要怎麼算？
《資本論》裡面有一句話：「資本本身就是龐大的商品的堆積。」這就是資本。這樣講起來就很簡單了。商品的出出入入，統計上、會計上都可以處理。資本可以變成商品，capital 就是 accumulation，這樣就可以算出農民一年被別人剝削了多少。這就是《資本論》裡面，讓我得到很多幫助的地方。
第二點就是，「單純再生產」跟「複雜再生產」。……（？）這有公式，可以A+B+C＝D+E這樣下去算，可以用函數的觀點來處理這件事。我用函數的觀點來處理複雜再生產，用函數的理論跟公式，看台灣的農民跟非農民之間的會計式本身如何移轉。這就幫助我有辦法大致計算農民究竟有多少資本被別人剝削，這個主題後來就發展成我的博士論文。
我從美國回來後，當時蔣經國總統還是副議長，他找我去，問我這個問題。我就跟他說，台灣已經過度剝削農民，台灣要讓農民有進一步發展就非常困難。
吳念真：拿以前跟現在相比，你以前是學者，用理論在看事情，但你對農民是真正瞭解，所以才提出這些建議，對吧？現在的學者不是這樣，現在的學者只會理論，他無法跟民間真正的情況來做連結。
李登輝：現在的人自己想到什麼就拿出來講，就叫別人、叫政府就這樣做。你應該去現場看，現場是怎麼樣？講個比較簡單的，…有三十萬公傾喔。三十萬公傾的地要怎麼…要怎麼利用？才省能源？這是很大的一個事情嘛。
吳念真：現在來講點輕鬆的事情。再回來談讀書的事。你剛剛說的很客氣，說當總統是個意外，你其實很喜歡讀書。從政之後，你都用什麼時間讀書？
李登輝：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，會想自己想的這件事對不對？這樣做行得通嗎？這時我就會看書。我會看理論的書，哲學的書，歷史的書，來判斷我這樣做對不對。
我在做總統時，最大的問題是我沒有派系，沒班底，也沒錢，也沒槍，什麼都沒有，能做什麼事？這時你就看老百姓，究竟有沒有幫助到老百姓？正經來說，當時我看台灣很多老百姓對政府這麼嚴格的態度，獨佔、獨裁的制度，對這種制度的反感很強烈。我不知道你那時…你有去遊行嗎？
吳念真：有啊有啊！我們大家都有遊行過！
李登輝：這個遊行就變成我的力量。我在康乃爾演講，「民之所欲，常在我心」啊，老百姓所希望的，我都站在他的角度來做事，這就是很重要的事。
吳念真：我很好奇，你去康乃爾讀書的時候，那時候你已經有工作經驗了。有農復會的經驗之後你才去的。台灣跟美國不一樣嘛，你到了康乃爾那個學術的園地，有對你造成什麼影響嗎？
李登輝：我當時在農復會做了將近二十年的工作，各方面的研究。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，我去美國康乃爾拿博士學位，只是去那邊寫論文而已，他們實在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教我。我早期在愛荷華大學，新的理論都有修過，我經濟學很強，統計學很強，…也很了解。中央市場營銷的制度，老百姓都被制度剝削得很嚴重。消費者付的錢，農民只能從其中拿到20%而已，其他都被中間拿光光。
市場制度要怎麼改，這也是很大的問題，裡面我都很了解。但是在學校學的東西沒什麼新的內容。那時我最重要的目的是，開發中的國家要怎麼發展？開發中的國家資金要從哪裡來？開發中國家的發展，要靠農民本身的打拚，用農民的資金來促進工業發展。這是我基本的想法。….
以往經濟學的理論本身，都是用凱因斯的理論，講資金怎麼進來，怎麼運作，對開發中的國家來說，根本沒有這種事情。開發中的國家是勞動者太多，surplus labor 太多，要想如何讓人有工作，有事情做，然後再貢獻給工業、商業的發展，這才是開發中國家要發展的方向。這就是我在康乃爾大學主要在做的事。